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海上力量和海洋帝国详情页设计
作者：Kevin Blachford，英国伦敦国王学院联合军种指挥与参谋学院国防研究教育讲师，研究领域为历史国际关系、国际秩序问题。
来源：Blachford K, "Ocean flows and chains: sea power and maritime empires within IR theory",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37, No.1, 2024, pp.44-59.
导读
国际关系学界普遍认为对国家体系的研究应在特定领土内展开，但由此引发的“领土陷阱”（The Territorial Trap）使得国际关系理论无法解释非领土空间问题，因为国家权力受辖区边界所限，无法有效应对各类跨国界问题，国际合作也深受领土主权之困难以达成一致。事实上，人类和海洋的互动塑造了历史，更推进了现代世界的形成，然而，国际关系理论却难见海洋议题的身影。在此背景下，本文提出疑问：如果不再固守领土边界，而将海洋领域纳入考量范围，国际局势将走向何方？为此，本文将海洋视为可开拓的政治空间，并在此前提下探究大英帝国如何依托远洋行动而逐渐崛起壮大。总而言之，本文尝试超越僵化的地理区域划分界限，强调应将威斯特伐利亚叙事范围从陆地拓展至海洋，依托海洋串联世界各地，从而谋求推进国际体系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和全球化。
对海洋的忽视
阿格纽（John Agnew）于1994年开创性地提出“领土陷阱”概念，批判了国际关系学对于国家主权和划定领土的过分强调。阿格纽认为国际关系研究存在三大假设：主权是指对领土的排他性控制；国家观采用了简单化的内外二元区分法；国家充当了社会发展的容器。在此前提下，国家权力受辖区边界所限，无法充分有效应对各类跨国界问题，“领土陷阱”应运而生。本文将以阿格纽的批判为基础，探讨陆地本体论的局限性。
威斯特伐利亚模式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思想，强调主权国家对某一空间的绝对控制。这定义了现代主权国家，而内外部的地理划分也凸显出国内与国际的治理界限。关于海洋，国际关系学界通常会联想到“水的约束力”、“水的阻止力”，所以海洋通常被定义为加强国家主权的屏障，起到划分国界、阻隔领土纠纷的作用。正因如此，相当一部分学者批评国际关系将海洋视为政治发展的障碍而非载体。
当国家中心论运用到海洋领域时详情页设计，学界大多从海权的量化描述和海军能力衡量的有限角度进行理解，而对军事的关注也反映出社会科学研究的普遍倾向。批评者认为这是将海洋固化为攫取自然资源疆域的功利主义观点，阻碍了将海洋作为政治空间的建构，并忽视了海洋对全球化发展进程的助推力。受制于功利主义研究，国际关系界没有充分重视海洋的联系价值，但帝国史学家和大西洋史学家将跨海行动和权力网络建构作为重要研究主题，并挑战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假设，深入分析从贸易到殖民再到探索未知的跨海行动如何一步步塑造了现代世界。
海洋史研究强调交流和流通的重要性，这同领土国家的边界固定化形成对比。大西洋史学家挑战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叙述，借助海洋将非洲、欧洲、美洲等区域串联起来，试图架起跨区域交流桥梁，展示海洋如何促进全球国家互动往来。
威斯特伐利亚叙事（The Westphalian narrative）和海上扩张
威斯特伐利亚叙事主要围绕欧洲列强间反复发生的冲突与摩擦展开。国际关系由此产生的新韦伯主义观点（neo-Weberian），强调国家是对领土拥有统治权的治理单位，仅试图解释域内暴力性垄断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战争议题。该叙事沉浸于欧洲中心主义之中，认为国家、国际社会和政治秩序都起源于欧洲，因而遭到学界批评。
对海洋领域的研究转向是对君主专制主义的否定，表明欧洲国家间的竞争同海洋开发与管控密切相关。通往美洲的远洋航线的开辟是欧洲国家政治秩序变革的催化剂，推动了该地区海洋帝国的崛起。海洋自由是全球发展的基础理念，但是并未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一些国家试图将海洋空间领土化，但只有保障海洋作为开放通道的使用属性，全球化才有实现的可能。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先驱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主张寻求海洋自由，外包美工但其出发点是推动私人公司贸易网络自由化，这侧面反映出海洋自由实际是欧洲国家寻求进入新大陆的利益产物。
大英帝国的海上链条
装修英国海洋帝国的建立是国家与海权同步发展的突出事例。以拿破仑时期的英法战争为例，英国凭借对海上行动及贸易网络的严密部署，切断了法国通往殖民地的航道，最终战胜了大陆强国。
英国在经济和军事力量发展层面称得上是典范国家。得益于海军的发展，英国武装实力随之上升。英国通过推动官僚部门的专业化发展，结合伦敦繁荣的金融经济以维持海洋帝国的各类资源需求。可以说海军、大英帝国、英国国家本身三者在发展过程中相辅相成。
财政—海军的发展模式模糊了公私边界，国家海军的发展依赖于私营企业的承包利益，而这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便利详情页设计，同时也推动了国家建设的完善。因为武器装备需要配套化升级，并需要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参与协调和保障军事经费。因而海军力量的发展是现代国家发展的基础，也是大国竞争的动力。
英国的国家建设依托于后勤补给节点网络。强大的海军力量使其能利用殖民港口和跨洋海军网络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军力运输，从而全方位辐射帝国影响力。远洋行动推动英国发展出强大的武器，但这也需要更加坚固的航海木船来运载，这意味着英国须进一步提升造船能力、推进能源开发，可以说运载木船的发展将英国海军同全球命运联系起来。远洋木船向蒸汽船只的转变也存在类似的发展逻辑。海军舰队所需的资源补给依赖于跨国循环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国家中心主义寻求对帝国不同疆域的合理化控制，主权演变为由公众和私人两类行为体参与的社会谈判进程。
与其将英国的扩张形容为宏观战略设计的成果，不如说是重商主义驱使的结果。海洋安全理论学者认为安全同全球化和资本流通密切相关，但国际关系学界缺乏与此相关的研究。而大英帝国及其海军力量构建的循环网络将国际社会视为跨地区、跨时期交流互动的社会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际关系关于海洋安全研究的缺陷。
海洋帝国与国家权力
欧洲国际社会的扩张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相当统一的过程，但这实际上忽视了该区域的权势交错与利益冲突。欧洲其实是由不连贯的地方组合逐渐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海洋通道起着重要作用。欧洲重商主义帝国的壮大建立在海上贸易路线控制权的基础之上，洋流、水深、风向等因素影响着海上航线的地理分布，更左右着欧洲国家的发展方向。
远洋行动同国家权力及知识生产密切交织。航海船舶辐射国家影响力的方式有两类：一是借助海上走廊传播欧洲法条，船舶本身是法律之岛，拥有自己的权力和法律载体，同时也是城市法律当局向海洋空间普法的载体和代表；二是科学考察，船只化身可移动的实验室，通过探究有关地球形状、磁场等海洋问题，丰富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了解。因此，可以说海上探险同欧洲扩张相辅相成、彼此促进。
由此可见，殖民主义、帝国、移民等历史现象都属于跨洋行动的产物，依托于纵横交错的海上互动网络而逐渐形成。帝国权力被用于构建海上安全通道以控制全球要素流动，而岛屿则充当了权力建设的中继站，至今仍保留着大国扩张的痕迹。
结论
国际关系开展学术研究时会先行假定国家的存在，但现代国家、海洋帝国和国际秩序是随着航海行动共同发展起来的，英国财政—海军国家的发展模式就是最佳佐证。将海洋视为政治空间进行探究便于更加细致地观察欧洲的扩张历程，而且海洋领域的研究转向挑战了国际关系学界的常用叙事模式，进一步凸显出国际政治秩序多极化的发展趋势。
词汇积累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大国兴衰
monarchical absolutism
君主专制
译者：沈好文，国政学人编译员，吉林大学国家安全学专业研究生。
校对 | 李茜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郭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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