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武宗在漠北与笃哇、海都等叛王作战多年详情页外包，战绩颇著；他能登上皇帝宝座，靠的是军事实力。
但他不懂得“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的道理，他没有受到多少汉文化教育，对中原传统的官僚制度和统治政策相当隔膜，他任用的政府官员也多军旅或怯薛出身，在朝中的一二汉族儒臣所起作用甚微，这就注定了他的统治政策大多偏离忽必烈时期的制度，出现了一系列的弊政。
1、哈剌哈孙出镇漠北
他即位之初，以哈剌哈孙为中书右丞相，塔剌海为中书左丞相，床兀儿、阿沙不花、明里不花为中书平章政事。
十几天之后，罢和林宣慰司，置和林等处行中书省及称海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和林总管府，将右丞相哈剌哈孙调往和林行省任左丞相，同时以太师月赤察儿为和林行省右丞相。
据《元史·哈剌哈孙传》，元武宗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率众侍臣及哈剌哈孙入官拘捕左丞相阿忽台时，因阿忽台有勇力，众人都不敢靠近，诸王秃刺徒手缚获阿忽台。
武宗因此封秃剌为越王，还把庆元路封给秃剌作为分地。
武宗的理由冠冕堂皇，而实际上哈剌哈孙是被排挤出朝廷，他得罪的可不仅仅是秃剌一个蒙古诸王，而是一大批蒙古诸王。
更严重的是，哈剌哈孙曾劝说元武宗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继承皇位，武宗对他一直心存不满。
月赤察儿出任和林行省右丞相，可谓适得其所，因为他长期辅佐晋王甘麻剌和海山与笃哇、海都等叛王作战，久掌军权。
而哈剌哈孙出镇漠北，是武宗朝廷的一大损失，无论是论汉文化修养、对中原传统王朝统治制度的熟悉，还是论从政经验、论政绩，首相的位置，都是非哈剌哈孙莫属。
武宗重组政府，以塔剌海为中书右丞相，塔思不花为中书左丞相，床兀儿、塔失海牙、乞台普济、阿沙不花、明里不花为中书平章政事。不久以平章政事床兀儿为知枢密院事。中书右丞、行御史中丞塔思不花和康里脱脱为御史大夫。
关于元朝选拔高级官员的体制，元后期著名文人朱德润叙述说：“首以宿卫近侍”，原因是“近侍多世勋子孙”。
2、朝臣尽是蒙古人
忽必烈、成宗时期虽然也以此为原则任用省、台高级官员，但所用之人大多比较了解中原汉地传统的统治制度，也倾向于推行汉法，如安童、伯颜、和礼霍孙、完泽、哈剌哈孙之辈。
武宗则不然，他任用的高级官员多为他的近侍，或出身于军旅或专门为皇帝、太后、皇太子服务的宣徽院、徽政院、中政院等机构，他们既没有政治经验，更不懂得中原封建王朝的统治传统。
如平章政事床兀儿，钦察人，原是武宗漠北军中的将领和主要参谋；乞台普济是武宗的侍臣，武宗幼时曾由乞台普济抚养；阿沙不花，康里人，原是忽必烈的侍臣，后来在成宗朝任主管蒙古诸王、贵戚刑名的大宗正府达鲁花赤。
武宗政府中的高级官员以蒙古人居多，汉人不仅少，而且职位低。回回人因阿难答和赛典赤伯颜的连累，在武宗朝中央政府中任职的也不多。
武宗起初任用塔剌海为中书左丞相，是因为塔剌海是月赤察儿的儿子，又曾是真金和真金妃的侍臣。
哈剌哈孙出任和林行省左丞相后，又以塔剌海接任中书右丞相。塔剌剌海死于次年四月，在任期间并没有可称道的作为。
3、滥封爵位
和成宗相同，武宗也是由诸王大臣的拥立而登上皇帝宝座的，出于对他们的感谢和继续赢得他们的支持，武宗对诸王贵族滥授官职和名爵。
宗王加封一字王的达十五六人，加封王爵共二十余人。而忽必烈时期，只有大汗的儿子才能封一字王。
哈剌哈孙因为反对对秃剌封授一字王而被排挤出朝廷。对中书省臣也屡加官爵，并滥封遥授。遥授其实是虚职，并无实际职权，但武宗对官员滥授、遥授官职和名爵达到空前泛滥、滑稽可笑的程度。
他以拱卫直都指挥使马谋沙“角觝屡胜”，遥授平章政事。“角觝”也叫角抵，即摔跤。
最高一级的宰相右丞相、左丞相也大量用于加职详情页外包，加右丞相的有五人，加左丞相的达十一人。
实任宰相的大臣，有时加更高一级的宰相头衔，阿沙不花实际职务是平章政事，加中书右丞相衔，乐实为尚书省平章政事，加尚书省左丞相衔。
在元代，国公是正二品的爵位，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大臣多封国公，且不辨优劣，平章政事教化，诈称家贫，冒受赏赐货物，折合钞二万锭，此人生平从未做一件善事，还被封为魏国公。
后因教化被江南行御史台弹劾，才作罢。连皇太子乳母李氏也被封为寿国夫人，其夫杨燕家奴为寿国公，武宗后来还特授杨燕家奴开府仪同三司。
开府仪同三司是元代最高的勋爵，一般用于对功臣、将帅死后的追赠，在忽必烈朝，只有史天泽、桑哥等少数几个大臣在生前有这样的殊荣。
优伶、屠夫在元武宗时期竟能得到宰相的名爵，可见当时名爵之滥。
4、近侍干政
更糟糕的是，武宗即位不久，朝政就陷入了混乱状态，原因是近侍干政。所谓近侍，就是武宗和皇太后的内廷官员和担当宫廷侍卫的怯薛成员。
忽必烈时定制：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可自选本机构官员，其它机构官员都必须由中书省铨选。
近臣不得独断专行奏请皇帝要官。而武宗的近侍们从他那里得到玺书，不经过中书省，即可得到官职。
忽必烈时期规定军官由枢密院铨选，近侍们能从皇帝那里要到万户、千户等职官。
御史台、廉访司官员，本该由御史台公选，近待们也同样能从皇帝那里要到御史台的官职。用今时的话说，就是向皇帝或太后、太子“跑官”、“要官”。
近侍干政和滥授官职，使得官僚机构臃肿庞大。
武宗即位不足一月，中书宰臣达到十四员，御史大夫达到四员，其中多为武宗近侍。武宗即位两个月，中书省臣报告说，由内宫降旨给官的有八百八十余人，已授职的三百人。
后来虽经多次裁减冗员，并未取得多少实际效果，比如忽必烈时期，枢密院官六人，成宗时增至十三人，武宗时达到三十二人，武宗命减去十一人，余下的尚有二十一人，是忽必烈时期的三倍多。
在中书省任职的武宗近侍，对中书省庶务，不与右丞相塔剌海、左丞相塔思不花商议，就擅自上奏武宗，等于把塔剌海和塔思不花架空了。
近侍还干预御史台、廉访司弹劾赃官的职能。甚至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三大中央机构之间也相互干涉，致使朝政一片混乱。
5、疯狂赏赐
武宗即位前，蒙古诸王在和林集会，都给予赏赐。即位之初，按照成宗时期的定例赏赐朝会诸王勋贵和官员。
他不听从熟悉元朝财政状况的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的劝告，对参加和林集会的诸王再次颁发赏赐。
武宗对他的母亲答己和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赏赐尤多，各赏赐金二千七百五十两、银十二万九千二百两、钞万锭、币帛二万二千二百八十匹。
即位后两个月，中书省臣奏报说“两都所储已虚”，“应赐”而未给的尚缺一百八十万锭。至九月，已支四百二十万锭，以致“帑藏空竭”，应支而未支的尚一百多万锭。政府不得不动用钞本，且从户部鬻盐引八十万。翌年二月，中书省臣再次奏请借支钞本七百一十余万锭。仅半年的时间，借支的钞本就远远超过这个数，达到一千零六十万三千一百余锭。
钞本的动用和大量添印纸币，致使物价高涨，纸币贬值，钞法大坏。然武宗对诸王、贵族及大臣的赏赐难以收敛，有时达到荒唐可笑的地步。
《元史·阿沙不花传》记载：“有近臣蹴鞠帝前，帝即命出钞十五万贯赐之。”蹴是用脚踢的意思，鞠是用皮制成的球，蹴鞠类似现在踢足球，是元代球类运动中最普及的一种球类运动。
武宗竟因其近臣踢球踢得好，就赏赐十五万的巨额钞票，平章政事阿沙不花苦劝道：“以蹴鞠而受上赏，则奇技淫巧之人日进，而贤者日退矣，将如国家何。臣死不敢奉诏。”
阿沙不花为劝阻武宗泛滥赏赐，竟到了以死相劝的地步，可见武宗的顽冥不化。不仅阿沙不花等中书省臣竭力劝阻，就连宦官李邦宁也借机讽谏武宗节用，减少对诸王贵族及大臣的赏赐。
宦官李邦宁能够清楚知道泛滥赏赐的危害，机智地借忽必烈节俭传统来劝谏武宗节用，实在是难能可贵。从这件事也可看出蒙古宗王的态度，他们对忽必烈的节俭不以为然，不希望武宗效法忽必烈。武宗为了赢得诸王贵族及将帅对他的权威的支持，势必难以节制对他们的赏赐。
6、大兴土木
泛滥赏赐之外，大兴土木是武宗的另一项巨额花费。他即位数月就在山西五台山寺院建佛阁，翌年正月调动军力一千五百人修建五台山佛寺。皇太子、皇太后也相继在五台山大造佛寺，皇太子为扩大佛寺面积花费钞一万零七百锭买百姓田地，而皇太后则动用军力六千五百人供其役。
建佛寺的花费主要来源于对冀宁（太原)、大同、保定、真定等路百姓的搜刮和武宗的赏赐。
更大的工程是武宗即位不久就在旺兀察都之地（今河北省张北县北)营建中都行宫，七月置行工部于旺兀察都，以管理行宫建设。
至大元年正月、二月间命令枢密院发六卫军一万八千五百人、上都卫军三千人供旺兀察都建宫工役。武宗还为中央各高级官员营建私宅，更增加了财政困难。
与此相对照的是，山东、河南诸郡县蝗旱、瘟疫肆虐，城郊之外，北京亚马逊美工招聘十室九空，老百姓流离失所，甚至卖妻鬻子。
武宗、皇太子及皇太后对佛教的尊崇，导致了僧侣，特别是西藏喇嘛的猖獗，他们欺压百姓，甚至凌辱官府，成为元代社会的又一大祸害。
至大元年(1308年)，上都开元寺西蕃僧强买百姓薪柴，百姓向上都留守李璧告状。
李璧正询问其情由，西蕃僧已率其党徒手持棍棒闯入公府，牵引住李璧的头发，粹倒在地，捶扑交加。打过之后，又将李璧拽到僧寺，关进空室。
不仅政府官员遭僧人殴打，就连诸王妃子也不能幸免。至大二年，僧人龚柯等十八人与诸王合儿八刺妃忽秃赤的斤争道，扯拉王妃堕落车下，一顿殴打，僧人们还说了冒犯皇帝的话。
武宗时的弊政还有金虎符、金银符的滥授，等等。
修图美工按忽必烈时“旧制”，金虎符及金银符由典瑞院掌管，由中书省发放，公事完毕交还典瑞院。武宗时金虎符、金银符的发放、收回，皆不经中书省，上自朝廷官员，下至商人，交结武宗近侍即可拿到。
而蒙古诸王各用他们自己的印符乘驿，使臣繁复，络绎不绝，致使驿户困乏。凡此违背忽必烈时期“成宪”的弊政，不一而足。
7、设立尚书省
遭到更激烈批评的是武宗设立尚书省及其尚书省的“新政”。
武宗即位后不久，为对付财政危机，增加税收，诏令设立尚书省，以脱虎脱、教化、法忽鲁丁任尚书省，分理财用。
武宗的这一诏令遭到了御史中丞何玮等台臣的反对，他们鉴于世祖朝阿合马、桑哥为综理财用，两度设立尚书省，都以失败告终的教训，劝告武宗施行便民之政，减轻百姓负担，不应再设立尚书省聚敛财赋。
如果为总理财用立尚书省，则必然增置官府，滥设官吏，对百姓没有好处。武宗认为御史台臣的建言有道理，立尚书省之事因而未行。但便民之事未行，泛滥赏赐依旧，以致钞法大坏。
但到了至大二年(1309)七月，乐实与保八议立尚书省，请更钞法。设立尚书省的目的仍然是为了摆脱中书省臣的牵制。
武宗听从乐实等建议，立尚书省，以乞台普济为太傅、右丞相，脱虎脱为左丞相，三宝奴、乐实为平章政事，保八为右丞。这些官员都是武宗宠信的老侍从。
新建的尚书省很快就已破坏了既定的铨选制度，用官达六十四员，其中多数人不称职，有的是宿卫士，有的品秩不够，还有的从未做过官，也滥竽充数。
三宝奴谎称这些不称职的人“此皆素习于事”，要求武宗“既已任之，乞勿拘例，授以宣敕。”武宗下令：敢有阻挠尚书省事者，治罪。
其后，尚书省又以“钱谷繁剧”为由，增设户部侍郎、员外郎各一员，礼部侍郎、郎中各一员。
其年九月，以尚书省条画诏示全国，中书省政务尽归尚书省，改各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尚书省的理财新政主要是变更钞法和定税课法。
至大三年(1310年)正月，又铸造铜钱行使，以历代铜钱与至大钱相参行用。大都设立资国院，山东等六省设立泉货监，管领铸钱事务。铜钱分至大通宝和大元通宝两种，至大通宝一文准至大银钞一厘；大元通宝一文准至大通宝钱一十文。历代铜钱，悉依古例，与至大钱通用。
铸造铜钱的同时，又定税课法以增加赋税收入。
尚书省及其“新政”还未见成效，就因武宗的去世而遭罢废。武宗刚刚去世仅三天，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就以“变乱旧章”的罪名将三宝奴、脱虎脱、乐实等尚书省官员处死了。
8、武宗之死
武宗时期还有一件重要的政治事件，就是至大三年(1310年)改立皇太子事件。
这件事表面上看来是大臣之间的争议，实则是武宗海山和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之间的暗斗，因为三宝奴是武宗亲信，康里脱脱则早已被答己、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拉拢。
三宝奴敢于倡议改立储贰，是出于武宗的授意，自然也得到了武宗的支持，只是由于康里脱脱的极力反对，事情才作罢。
武宗改立皇太子，还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与他的哥哥武宗的政治见解不同，武宗变更忽必烈时“旧制”，而爱育黎拔力八达是忽必烈“旧制”的维护者，并主张进一步推行汉法。
可见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武宗时对乃兄的施政是反对的。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势力膨胀、坐大，已威胁到武宗的皇位安全。
爱育黎拔力八达自被立为皇太子后，按照真金为皇太子时的先例，他先为中书令、枢密使，尚书省成立后，继为尚书令，并在省、台中参用其官属中人员。
朝廷其它各官府中，武宗也听任爱育黎拔力八达各安置一人。从爱育黎拔力八达的请求，武宗又将詹事院升为从一品，置参议断事官如枢密院设置例，其后陆续设置隶属于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家令司、府正司、延庆司、典宝署、典膳署、营缮署、皇太子位入匠总管府等政治、经济机构，且以安西、平江、吉州三路为皇太子封地。
最令武宗忌讳的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拥有自己的护卫军，至大元年正月武宗令知枢密院事铁木儿不花等选汉军万人，为爱育黎拔力八达别立左卫率府。翌年八月，立皇太子右卫率府，命尚书右丞相脱虎脱、御史大夫不里牙敦并领右卫率府事。
立右率府之前，詹事院太子副詹事王约曾表示反对，他对其同列说：“左卫率府，旧制有之，今置右府何为？诸公宜深思之，不可累储宫也。”
所谓“储宫”，就是皇储、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在王约看来，皇太子立左卫率府作为宿卫军，有“旧制”可循，再立右卫率府，则皇太子军权过重，如果武宗怪罪下来，必连累皇太子。
王约的意见当然没有被接受，皇太子右卫率府于至大二年八月设立。
爱育黎拔力八达又命人取安西王阿难答兵器装备自己的宿卫士，王约对詹事完泽说：“詹事移文数千里取兵器，人必惊疑。主上闻之，奈何？“所谓“主上”即指武宗，不远千里去京兆（今陕西西安）取兵器，会被武宗怀疑是皇太子要发动兵变。完泽惭愧说：“实虑不及此。”
后来，王约又因爱育黎拔力八达在陕西封地的事，劝告皇太子家令薛居敬说：“太子，潜龙也。当勿用之时，为飞龙之事可乎？”。
古代文人将在位的皇帝称作“飞龙”，皇帝未即位之前称作“潜龙”。
武宗的皇位本是爱育黎拔力八达夺得，武宗却坐享其成，爱育黎拔力八达心中有怨气当是肯定的。
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汉文化修养远较乃兄武宗为深，兄弟二人的政治理念实不相同，他对武宗变更忽必烈、成宗朝“成宪”深为不满，所谓“三宫和协”的平静表面下，其实是暗流涌动。
总之，“潜龙”爱育黎拔力八达做了不该做的“飞龙”之事，引起了武宗的警惕，才有了上述改立皇太子之争。至于爱育黎拔力八达是否曾谋划兵变，史无明文，不好揣测。
武宗嗜酒好色，史称他“惟曲蘖是沉，姬嫔是好”。
平章政事阿沙不花见他容色憔悴，劝告说：
八珍之味不知御，万金之身不知爱，此古人所戒也。陛下不思祖宗付托之重，天下仰望之切，而惟越蘖是沉，姬嫔是好，是由两斧伐孤树，未有不颠仆者也。且陛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也，陛下之位，祖宗之位也，陛下纵不自爱，如宗社何？
武宗大为高兴，说：“非卿孰为朕言。继自今毋爱于言，朕不忘也。”
命内侍进酒庆贺阿沙不花的“劝谏”。阿沙不花道谢：“臣方欲陛下节饮而反劝之，是臣之言不信于陛下也，臣不敢奉诏。”
武宗以饮酒来庆贺戒酒，活脱脱一个昏君形象！至大四年(1311年)正月，武宗病死于大都，在位不足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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