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与晚唐相比北京亚马逊美工招聘，有一个显著变化，那就是中央军力的强大。
自后唐庄宗李存勖灭梁以后，各地藩镇的兵力，不再能够和中央军力抗衡，左右中原政局的，主要已是中央的禁军了。五代的禁军，本是由藩镇军队演变而来，在武人得志之秋，其将帅和士兵的骄蹇之气，有增无减，逐帅易主的情况，时有发生。
1、为何要“杯酒释兵权”？
在后唐以后的各朝兴亡中，禁军将士的向背，成为了决定性因素。
后唐明宗、末帝与后周太祖，都是由禁军拥戴上台的；唐明宗李嗣源、周太祖郭威，更是由禁军统帅而登上九五之尊成为帝王的。因此，五代时期，禁军已成为统治者的腹心之患，经常变起肘腋。
周世宗整顿禁军，严明军纪，淘汰老弱，招募天下勇上，使禁军士卒精强，近世无比，南征北战，所向克捷。
然而，禁军将帅，平时掌管训练，战时统兵出征，很容易和士兵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建立牢固的关系。
加上殿前和侍卫两司将校多在本司升迁，更易形成派系。禁军整顿后实力大增，精锐强悍，又给野心家以更大便利。
赵匡胤的陈桥兵变，便是在野心家利用下禁军恶习的又一次大爆发。但是，赵匡胤起家时地位的低微，夺取政权的准备时期之短促，夺权之迅速成功，在五代都是仅见的。从中我们不仅看到了赵匡胤个人的才能和幕僚的谋略，而且看到了周世宗整军的效果。
从禁军小校逐步升迁到禁军将帅，再进而黄袍加身的赵匡胤，是深知禁军个中缘由。
因此，他即位后，很重视对于禁军的控制。建隆元年(960)秋天，在平定李筠、李重进之乱以后，便开始了对禁军的初步整顿。
太祖首先罢去了关系较远、且不属殿前司系统的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张光翰和侍卫步军都指挥使赵彦徽，以义社兄弟韩重赞和心腹将领罗彦瑰代之，以牢固控制侍卫司。
接着，在第二年——建隆二年(961)闰三月，又罢去资深位高的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以义社兄弟石守信升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太祖自己任过的殿前都点检则不再除授。
这样，殿前、侍卫两司将帅，基本全是太祖的心腹和亲信了。太祖对这腹心之患的禁军，稍微放心了。但是，作为主要辅臣的赵普，却不能放心，他认为仅此尚远不足以消除腹心之患，应该更进一步。
2、谁要“杯酒释兵权”？
宋太祖赵国胤出身武将，有浓厚的行伍习气，即帝位时年方三十四岁，正当年富力强之际。因此，他虽然也对武将有猜忌之心，用心腹掌握禁军，还常常微服出巡，访察情况，并且令军校史珪、周广等人博访外事，颇为信任，以防范武将。
但是，他又认为，义社兄弟石守信等人“昔常比肩，义同骨肉”，不会危及自己的统治，因此，并没有更进一步的设想和办法。
赵普则不然。他出身小吏，精通吏道，又在节度使幕府长达十余年之久，冷眼旁观，对于禁军兵变根源的认识比较深刻，对于如何消除这腹心之患，多从制度方面考虑，希望根除祸患。
赵普看到过，后晋石敬瑭的开国功臣刘知远，后汉刘知远的佐命功臣郭威，在新朝建立后，久握兵权，养成势力，终于夺得政权。所以，赵普对于佐命功臣石守信等人久握兵权，不能不心怀猜忌和忧虑。
同时，作为文臣来说，他也不愿看到武将权力的膨胀和持久，更不愿五代武人掌权的现象持续下去。
实际情况又加重了赵普的忧虑。
当时，义社兄弟多乖张，而一班有拥立之功的禁军将校也多骄横不法。赵普掌枢密院时，因为“国初武臣，皆百战猛士，至密院，多有所是非干请”，因此，“枢密使在院延见宾客，领武臣词讼，必以亲事官四人侍立，仍置大铁方赤一寸于领事案上”，以备不测。
甚至在太祖车驾外出时，有“飞矢中黄缴，禁卫惊骇”。
有鉴于此，赵普多次向太祖建议，要求解除石守信等佐命功臣的军权，授予其他职务，太祖不听。赵普多次陈说后，太祖说：“彼等必不吾叛，卿何忧？”赵普说：“臣亦不忧其叛也。然熟观数人者，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苟不能制伏其下，则军伍间万一有作孽者，彼临时亦不得自由耳”。
“不得自由耳”这句话，十分刺耳，太祖不禁想起陈桥兵变时自己“不自由”的情况，幡然醒悟，接受了赵普的建议，演出了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之剧，迈开了制置武将、改革兵制的步伐。
3、“杯酒释兵权”，释谁的兵权？
宋初的兵制改革，首先是对武将的制置。周世宗改革兵制，侧重于制置士兵，太祖和赵普制置武将，对将帅也加以管束和限制，可以说是对周世宗整军的弥补和完善。
首先是解除佐命诸将的兵权。太祖接受了赵普的建议后，便在建隆二年(961)七月，演出了“杯酒释兵权”的戏剧。
《长编》卷二的记载最为详尽：
“于是召石守信等饮，酒酣，屏左右，谓日：‘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曹之德，无有穷尽。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皆日：‘何故？”上曰：‘是不难知矣。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皆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上曰：‘不然。汝曹虽无异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皆顿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拜谢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疾请罢，上喜，所以慰抚赐赉之甚厚。”
五代时期，君主猜疑拥立有功的将帅，常加诛杀。
远的不言，近如后周的王峻和王殷，即遭杀戮。眼见过二王被杀的宋初翊戴诸将，从心底里说，也是有所恐惧和忧虑的。
加之宋初天下初定，各地节度使和禁军将士人心思定，禁军将帅也不易即刻称兵作乱。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太祖在酒席上说出不能安枕而卧的原因，是害怕诸将也搞黄袍加身的兵变时，石守信等佐命将帅便大为害怕，乞求太祖给一条生路。
“杯酒论心北京亚马逊美工招聘，大将解印，不赏而劝，术则何居？”
太祖便以“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为条件，要诸将释去兵权，以使“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
上传产品诸将帅听到不仅可保性命，而且可保富贵，有优厚的经济利益作为交换条件，所以喜出望外，纷纷称病，请求解除兵权。
太祖遂罢去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都指挥使王审琦、侍卫亲军都虞候张令铎、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罗彦瓌的职务，分别任命为归德（治宋州）、忠正（治寿州)、镇安（治陈州，今河南省淮阳县）、彰德（治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节度使。
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石守信，也出任天平（治郓州，今山东省东平县)节度使，虽未罢职，但也不掌兵权了。建隆三年(962)九月，石守信的空名也解除了。
至此，继慕容延钊、韩令坤、张光翰、赵彦徽之后，石守信等五人也离开了禁军，禁军中资深的将帅，前后两批共九人，离开了禁军之职，禁军中资深的将帅基本上没有了。
关于从陈桥兵变到释兵权后的禁军两司将帅的变化，如下表：
释兵权前，慕容延钊、石守信等人都是历经战阵的宿将，名位也高。
释兵权后任禁军将帅者，韩重赟惯于奉命行事，张琼资浅且“性暴无机”，刘光义（廷让)是个平庸之辈，崔彦进则贪财。他们的名位也低，不再有殿前司都副点检和侍卫亲军都副指挥使了。才庸位低，不致有大的野心，也便于驾驭。
这就是杯酒释兵权所欲达到的目的。
乾德元年(963)二月，太祖想任用符彦卿典掌禁军，赵普反对，多次谏争，认为符彦卿名位已盛，不能够再委以兵权。
太祖不听，下敕任命符彦卿新职。赵普留下宣敕，请求觐见，再度申述反对理由。
太祖说：“卿苦疑彦卿何也？朕待彦卿至厚，彦卿岂能负朕也！”赵普却说：“陛下何以负周世宗！”
一句话，使太祖默然无语，收回了成命。
符彦卿“武勇有谋，善用兵”，又是周世宗和太祖之弟光义的岳父，是一位名望、地位都很高的宿将，用他典禁军，只能授予殿前都点检或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的高位。这是非常危险的。
位高则难制，加之名望已崇，就潜伏着策动兵变的可能，所以赵普不能不极力反对。太祖对此事的危险性看得还不是十分清楚，总以为是亲戚，又待之至厚，符彦卿是不会背叛自己的。但赵普用太祖自己背叛周世宗的事实向他敲警钟，太祖也就不能不醒悟了。
从此以后，对于禁军将帅的任用，一直是以才庸无谋、忠实易制为原则的。将帅职位，外包美工还常常空缺不授。
据《长编》记载，乾德四年(966)三月，殿前都虞候杨义“暴疾失音”，但因他“忠直无他肠，故上委之不疑”，仍旧掌军如故。六月，权知侍卫步军司事王继勋恃恩骄恣，太祖罢其职，命舅舅杜审琼代之。九月，杜审琼死后，又以本出外裔而又不识文字的党进继掌步军军政。
自乾德五年(967)二月，到开宝六年(973)九月，殿前都指挥使一职空缺六年多不授。
禁军将帅，尤其是殿前都指挥使，一般不派其领兵出征。
建隆二年(961)至乾德五年，韩重资任殿前都指挥使六年，修过城，治理过宫阙，督治过河堤，就是没有领兵出征过。而一般将帅，一旦位高望重而又被赋以兵权，也常惴惴不安。乾德五年正月，忠武(治许州，今河南省许昌市)节度使王全斌率大军平蜀后驻军成都，就因为“古将帅多不能保全功名，欲称病东归，庶免悔咎”。
太祖时期，又严加限制，不许禁军将帅有心腹亲兵，以防养成势力。
《长编》记载，乾德四年(966)闰八月，令殿前、侍卫诸军及边防监护使臣，不得选中军骁勇者自为牙队。
乾德五年二月，有人向太祖报告，说殿前都指挥使韩重赟私取亲兵为腹心，太祖大怒，准备下令诛杀韩重赟，征询赵普意见，赵普说：
“陛下必不自将亲兵，须择人付之。若重资以谗诛，即人人惧罪，谁敢为陛下将者。”
太祖仍怒火不息，赵普再三解释，太祖才怒火稍减，听从了赵普的话，打消了诛杀韩重赟的念头，罢韩重赟军职，调任彰德（治相州)节度使。韩重赟是太祖义社兄弟，尚且因私取亲兵而几乎被杀，对一般将帅的限制，可知是多么严格了。
注：
"义社十兄弟"：赵匡胤、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重赟、王政忠。
自建隆三年九月以后，禁军将帅中，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都不再除授，殿前与侍卫两司统帅地位大为降低。
侍卫一司无统帅，都虞候在太宗与真宗时虽或有除授，但并不统掌侍卫司军政，侍卫马军与侍卫步军各自为政，分裂为两司。
于是，禁军便由两司统率变成了三衙分领，三衙之帅，均是都指挥使。三衙的兵力分散，互相箝制，更甚于两司。
太祖和赵普制置武将的措施，有效地防止了禁军将帅发动兵变，把军权牢牢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建立了稳固的政权基础。三衙之制，为有宋后世奉行；对禁军将帅的严格限制，也成为有宋后世的惯例一故事。
4、为何边将不在“杯酒释兵权”之列？
太祖和赵普，对于禁军将帅，制御极严，严加防范，这是其御将的一面。另一方面，又能够放手任用将领，对于边防将领，尤其是这样。
王禹偁曾指出，太祖时“所蓄之兵，锐而不众，所用之将，专而不疑”。
王安石在他有名的《本朝百年无事割子》中说过：
“太祖躬上智独见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伪，指挥付託，必尽其材，变置施设，必当其务，故能驾驭将帅，训齐士卒，外以捍夷狄，内以平中国。”
南宋的叶适也说：
“太祖既收节度权柄，故汰兵使极少，治兵使极严，所以平一僭乱，威服海内者，太祖统纪制御之力，非恃兵以为固者也。”
宋人的这些议论，反映出太祖时期善于驾驭和使用将领，军队数量不多，却多能获胜。
作为太祖的主要辅臣，赵普虽是文臣，但也主张信任将领，放手使用。他劝太祖不杀韩重赟，是不愿因谗言而处置将帅以致造成人人自危。
太祖曾秘密派人到军队中伺察外事，赵普反对这样做，太祖说：“世宗朝尝如此。”赵普反问道：
“世宗虽如此，岂能察陛下耶？”太祖默然，无言以对，于是不再派人伺察军中事了。太祖能够专任武将，与赵普的辅佐是密不可分的，赵普还起到了促进作用。
《宋史》卷二百七十五的论赞说：
“宋初诸将，率奋起草野，出身戎行，虽盗贼无赖，亦厕其间，与屠狗贩缯者何以异哉？及见于用，皆能卓卓自树，由御之得其道也。”
所谓御之得道，不外采取了防范与专任的两手。如果说防范主要是针对着禁军将帅的话，那么，专任主要是施之于边防将领的。
宋初，契丹虎视北部边境，河东还有北汉。太祖要实行“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南下扑灭各割据政权，首先必须保障北部边防的安全，以免有后顾之忧。为此，太祖除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保境安民的正确边防政策外，主要是依靠专任边将。
宋初，对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的李彝兴、灵武（今宁夏灵武县南)的冯继业、府州（今陕西省府谷县）的折德扆父子，“皆因其部豪，许以世袭”，由他们守卫西北边防，很见成效。
王全斌葺镇州西山堡障，刘过筑保州（今河北省保定市)、威虏、静戎、平塞、长城等五城，以守卫河北边防。赵赞为彰武（治延州，今陕西省延安市）节度使，守卫西北边防，“别受密旨，许便宜从事”。韩令坤“有才略，识治道”，“镇常山凡七年，北边以宁。”
统而计之，镇守北部与西北边境的将领，有十三人，其驻守边境的地点和时间如下：
这些边防将领，多数长期驻守一地，虽经升迁，升其官而不易其任。董遵诲“选精甲数千人隶麾下，不复更代。隔岁以春夏令归营省妻、子”。
太祖向郭进戍守的西山遣戍卒，必告谕说：“汝辈谨奉法，我犹贷汝，郭进杀汝矣。”给郭进修造住宅时，太祖命按亲王公主的制式，全用第瓦。
太祖还曾把自己穿的真珠盘龙衣赐给董遵诲，并派人贿赂边民，为董遵诲从幽州迎回母亲。
开宝四年(971)七月，权知镇州刘载与建武（治邕州，今广西南宁市，此处系遥领）节度使、判棣州何继筠不协，继筠向太祖投诉，贬黜刘载为山南东道（治襄州，今湖北省襄樊市)行军司马。
边防将领的待遇很是优厚，“其家族在京师者，抚之甚厚；所部州县莞榷之利悉与之，资其回图贸易，免所过征税；许令召募骁勇以为爪牙，凡军中事悉听便宜处置，每来朝，必召对，命坐，赐以饮食，锡赉殊异遣还”。
边将掌握当地的租赋，掌握了商税、盐利、专卖等项收入，又得进行回图贸易，焉能不富于财？边将们将这些财富用来奖励将士，用于侦察敌方消息。
太祖时期，一直在进行统一战争，专任西北边将，解除了后顾之忧。在统一战争中，太祖和赵普也注意使用宿将和侍卫司将帅。
据《长编》记载，进攻荆湖时，领兵统帅是宿将慕容延钊，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平蜀统帅，是节度使王全斌，副将是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崔彦进和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刘光义。
开宝元年(968)八月进攻北汉时，节度使李继勋为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党进副之；节度使赵赞为汾州路部署。
开宝二年(969)二月，进攻北汉，令宣徽南院使曹彬、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党进等将领兵先赴太原；太祖随后亲自督军出征，以节度使李继勋为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节度使赵赞为马步军都虞候，先赴太原。
开宝七年（(974)十月，进攻南唐，以宣微南院使曹彬为统帅，太祖因曹彬“性仁厚，故专任”，授予匣剑，下令：“副将以下，不用命者斩之！”所部诸将，有待卫马军都虞候李汉琼、侍卫步军都虞候刘遇，都监是节度使潘美。
在统一战争中，也充分利用了在宋初还有战斗力的各州之兵。进攻湖南时，在乾德元年(963)正月，“遣使十一人，发安、复、郢、陈、澶、孟、宋、毫、颍、光等州兵会襄阳”；慕容延钊进攻湖南时所率领的军队，就是这十州之兵。
开宝二年(969)，准备进攻北汉，“遣殿中侍御史李莹等十八人分往诸州，调发军储赴太原”；“遣使四十九人发诸道兵，屯於潞、晋、磁等州”。
进攻南汉时，在开宝三年(970)九月，“仍遣使发诸州兵赴贺州城下”，由统帅潘美调遣使用。进攻南唐时，主要调发禁军，大约其时各州可用之兵已无几了；下江南后，“虑人心未一，分禁旅以成之，岁月寝久，与州郡之兵无别。”
在统一战争中任用宿将、侍卫司将帅及征调各州军队，是战争的需要，但是临时性措施。太祖朝主要信任和放手使用的，还是边防将领。
对于太祖御将之道，严防与专任两手，宋人颂之不绝。
其实，这仅仅是事情的一面，事情还有另一面呢。
庆历三年(1042)十月，御史中丞贾昌朝在奏疏中就说：
“太祖所命将帅，率多攀附旧臣、亲姻贵胄，赏重於罚，威不逮恩，而犹仗神灵，禀成算，出师御寇，所向有功。自此以来，兵不复振。”
“仗神灵，禀成算”，不过是一派吹捧之言，各国对手多不堪一击，才是“所向有功”的真正原因；使用亲旧北京亚马逊美工招聘，赏重於罚，却是事实。由此看来，太祖的御将和武功，是被宋人夸大和美化无疑了。#图文万粉激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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